关于沃森与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及雷蒙德·戈斯林的关系

沃森与克里克使用了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和其学生雷蒙德·戈斯林所拍摄的照片51，且未对富兰克林在发现双螺旋结构中的贡献给予适当的承认，此举引发了后续的学术伦理争议。[21][22]科学史学者罗伯特·P·克里斯指出，“吝于分享的行为在科学家中并非罕见，甚至可说相当普遍”。[23]

富兰克林的研究结果提供了DNA晶体含水量的估计，并提供两条糖-磷酸骨架应位于分子外侧的结论。她曾告知克里克与沃森，骨架必须在外面；在此之前，莱纳斯·鲍林、沃森与克里克的模型都错误地将链条置于内部，而碱基朝外。此外，她对DNA晶体空间群的鉴定，也向克里克揭示了两条DNA链是反向平行。[24]

戈斯林与富兰克林所收集的 X 光衍射图像，为 DNA 的螺旋性质提供了最佳证据。 沃森与克里克取得富兰克林未发表数据的来源有三：

富兰克林于1951年的一场研讨会，沃森亦有出席[25]
与威尔金斯的讨论，后者与富兰克林在同一间实验室工作[26]
一份旨在促进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RC）旗下各实验室协调合作的研究进度报告。[27] 沃森、克里克、威尔金斯与富兰克林当时皆于MRC的实验室工作。

在一篇 1954 年的文章中，沃森与克里克承认，若没有富兰克林的数据，“我们结构的形成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极度困难的”。[28] 在《双螺旋》一书中，对富兰克林的描写相当负面，给人一种她是威尔金斯助理、且无法诠释自己 DNA 数据的印象。[29]但沃森承认“当然，‘萝西’（Rosy）[注 1]并没有直接把她的数据给我们。事实上，国王学院里没人知道数据已落入我们手中”。近年来，沃森因对富兰克林“厌女式的对待”，及其未能妥善标注她在 DNA 研究上的贡献，而在大众与科学媒体中引发争议。[21]根据布伦达·马多克斯于2003年在《自然》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1]

沃森书中对“罗西（Rosy）”[注 1]一些带有轻蔑意味的评论，在1960年代后期新兴的女性运动中引起了关注。

例如：“显然罗西必须走人，或者至少得被摆到她该在的位置上……可惜莫里斯想不出任何体面的方式把罗西赶走。”

又如：“在一个寒冷污浊的十一月夜晚，被一个女人告诫不要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妄加评论——这确实是个糟糕的收场方式。”

罗伯特·P·克里斯认为“（富兰克林）已接近破解 DNA结构，但她没完成。‘发现者’的头衔归于那些率先将所有碎片拼凑起来的人”。[23]理论物理学家杰里米·伯恩斯坦亦反对富兰克林是“受害者”的说法，并指出“是（沃森与克里克）让双螺旋的方案行得通。事情就是这么简单”。[23] 马修·科布与纳撒尼尔·C·康福特则称，“在 DNA 双螺旋的破解过程中，富兰克林并非受害者”，而是“对结构解析的平等贡献者”。[28]

一份对冷泉港实验室档案中富兰克林与沃森之间通信的审阅显示，两位科学家后来曾有过建设性的科学交流。富兰克林曾就她的烟草花叶病毒RNA研究向沃森咨询。富兰克林的信件以正常且寻常的称谓格式撰写，开头为“亲爱的吉姆”（Dear Jim），结尾则是“祝好，萝莎琳”（Best Wishes, Yours, Rosal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