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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专家分析犯罪心理挺有道理。这种男人自尊的挫折感应该是最后促使心理变态的直接原因。但是，想请教李专家的是，为什么有些男人得不到女人的爱。有些男人却妻妾成群呢？
减少暴力犯罪的宣传虽然可能会减少犯罪，但是我以为更加严重的是会麻痹大众的防范意识。美国的枪案，一般警方和校方还有媒体，都会及时公布信息。但是，中国大学要是学生出事死了，基本上都会先串通媒体掩盖信息，而不是提醒学生注意防范危险，反而会减低犯罪分子再次作案的难度和成本。所以，不敢苟同所谓媒体不报道暴力犯罪。
拿日本犯罪分子和中国犯罪分子相提并论实际上不一定有效。因为中国犯罪分子和日本犯罪分子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不一样的。日本的贫困线是四口人年收入低于2.2万美元，中国去年和谐统计法统计出来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5000美元吧？若说最低工资，各大城市也都才150美元左右，更别提中小和细小城市了。
将犯罪分子心理和群体的心理割裂开来看，李专家说得有道理，但是，结合群体心理来看，就不那么靠谱了。
如下引用李专家的分析。
针对连串校园血案，国内一些舆论认为，它们反映了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对整体治安构成的威胁。但犯罪心理专家则强烈呼吁勿把杀童案的根源与社会矛盾挂钩，并且大力支持政府以快速反应为方针，一旦发现狂徒逞凶就将之现场击毙。
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昨天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无论是中国近期的校园血案，或者是2007年美国弗吉尼亚州赵承熙校园枪击案，还是2008年日本东京秋叶原加藤智大持刀连杀7人的案件，都属于泛化性、无具体目标的犯罪，这类犯罪的背后都含有情感创伤因素，与社会转型矛盾或社会不公无关。
李玫瑾指出，赵承熙与加藤智大的袭击对象是成年人，而国内的凶徒是以孩子为目标。
从犯罪心理的角度分析，残杀小孩的犯罪行为又进一步说明凶徒犯案的原因，是由于个人性格缺陷，以及当事人因此而导致的爱情挫折。
李玫瑾说：“他们在成年女性，或者在他爱的女性面前，是失败的。说得具体一点，他实际上是被女性看不起，没有男人的胆量或者男人的能力，这使他们的自尊很受伤。而他们也确实没有男人的能力，他们又要显示男人的能力，他会去杀孩子，因为他只能去杀孩子，他根本不敢针对成年人。”
3月23日发生在福建南平的杀童案，能够作为李玫瑾分析的佐证。在该案中，42岁的郑民生原本是医术高明的医生，因与医院领导发生矛盾而辞职，在爱情上又屡遭失败，最后他持刀砍杀了8个学童，重伤另5个学童。
李玫瑾分析袭童罪犯的心理时说：“假如一个人没有房子，没有工作，社会还可以帮助他。但是他真正的问题是他得不到女性的尊重和爱，原因也是他自身就没有让人家尊重的地方，当这类人无法改变自己的时候，他只能对社会愤怒。他在所爱人的面前是不敢做任何事情，没有能力说服人家，没有能力感化人家，没有能力让人家爱他。不是因为他没有钱，而是因为他性格的缺陷，他不会去爱别人，他也不知道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所以才会向孩子下手，这些人是很懦弱的。”
与因怨恨社会不公而引发暴力相比，李玫瑾认为，杀童暴力很难预防，因为犯罪原因不在于具体利益的缺失，而是当事人性格的缺陷。因而，政府与社会能够做的，是加强学校周边以及儿童集中场所的安保工作。
与其他受访者一样，李玫瑾对于媒体围绕校园袭击案的处理方法颇有微词。她认为相关报道已经在社会上引发了传染效应，因而校园安保工作要过了这段“传染期”才放松。
她也支持警察现场击毙罪犯，制止其犯罪，并由此对有意模仿的后来者产生遏止作用。
“他希望杀得越多越好，我们快速反应让他杀不成。犯罪人会权衡利弊，当他觉得这种犯罪得不到更多收益时，就不会选择这样的犯罪。”
也有学者提出，政府派驻大量警力保护校园，只是缓解公众恐惧的应对之计。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高丙中对本报指出，中国将全国幼儿园、小学进行封闭的条件并不具备，因而犯罪难免防不胜防。他认为要减低暴力犯罪发生率，需要在各个方面都降低暴力的使用与暴力的能见度。
他说：“我们在教育中、政府在行使公权力、以及在公共媒体上，都应该把暴力的展示降到最低极限，这才是我们社会文明进步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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