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这东西，说白了就是个沉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压得人喘不过气。它可不是什么遥远的统计数字，而是活生生的悲剧，砸碎了无数家庭，也终结了无数本该继续的生命。要真想搞明白怎么“科学预防”，首先就得把这些冰冷的数据掰开了揉碎了看，别只当耳旁风。
全球概览：触目惊心的数字，你敢直视吗？
世卫组织那帮人估摸着，全球每年有八十多万人选择自我了断。你算算，每四十秒就有一个人就这么没了。这数字，到2030年，搞不好要飙到一百万。自杀，在所有年龄段里，是第十大死因，但在15到29岁这帮年轻人里，直接冲到第二。更令人震惊的是，15到19岁的女孩子，自杀竟然成了头号杀手。别以为这事儿只发生在发达国家，高达八成的自杀案例，都发生在那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这说明什么？说明贫穷和绝望，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而不是什么“想不开”。
自杀尝试的数字更是庞大，每一次成功的自杀背后，至少有二十次，甚至更多的失败尝试。全球每年一千六百万人想死，却没死成。这不是在玩儿过家家，这背后是极致的痛苦和随时可能爆发的风险。别跟我说什么“矫情”，这都是活生生的绝望。
趋势与人口学特征：别再自欺欺人了
自杀率这东西，在全球范围内，那叫一个复杂多变。就拿美国来说，从2000年开始，一路往上爬，虽然最近稍微喘了口气，但总体还是涨了三成。这还不能说明现有的那些所谓的“预防策略”就是一堆问题吗？
再看看那些人口学特征，自杀这事儿，还真有规律可循：
- 性别差异： 男性自杀死亡率普遍高于女性，能多出三四倍，而且他们倾向于使用更致命的方式。可女性呢，想死的念头和尝试自杀的次数，比男性多三四倍。这说明什么？说明女性更痛苦，但男性更决绝。别再用性别刻板印象来解释这些了。
- 年龄分布： 15到29岁是自杀的第二大死因，这帮年轻人，未来还没开始，就想结束了。但你再往深了看，自杀率最高的，是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群，而且年龄越大，自杀的比例越高。这不是在说，活得越久，越绝望吗？至于自杀尝试，15到24岁的女性最频繁，男性则是在25到34岁。
- 时间模式： 有研究说，周一自杀的人多，周末少。春天自杀的也多，冬天反而少。这难道，自杀还分“黄道吉日”吗？这背后肯定有更深层次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在作祟，别只看表面。
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影响：别再假装看不见了
最近这几年，全球性的疫情，也给自杀率添了一把火。美国有四成的成年人，在疫情期间焦虑或者抑郁。有研究表明，疫情期间，想自杀、尝试自杀和自残的都增加了。这还不能说明，重大的社会危机，对人的心理健康，那影响是深远而致命的吗？
这些数据，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自杀这东西，是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难题，它不仅仅是个体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都得正视，都得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的复杂问题。别再“想开点”了，那都是空话！# 第二章：不精神，难自杀！
在第一章我们直面了自杀那冰冷而残酷的数据，现在，是时候深入骨髓，探究这背后最核心的驱动力了。别再跟我扯什么“想不开”或者“一时冲动”，科学研究的铁证如山：自杀，绝非偶然，它与精神障碍之间，存在着一种强烈到令人发指的关联。
2.1 自杀与精神障碍的强关联：数据与风险，你敢直视吗？
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事实是：大约九成的自杀死亡者，在生前都患有一种或多种可诊断的精神障碍。 这句话，是理解自杀现象的基石，它直接把自杀从那些虚无缥缈的社会学或哲学讨论中，拉回了精神医学和神经科学的现实战场。这意味着，想要真正有效地阻止自杀，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并干预这些精神障碍。
不同的精神障碍，其携带的自杀风险天差地别，这为我们识别高危人群、制定精准干预策略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下面，我们来扒一扒这些主要精神障碍的自杀风险排序及量化数据，看看它们到底有多“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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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高风险组：
- 神经性厌食症： 别以为这只是“吃得少”，它的自杀风险高居所有精神障碍之首，比普通人群高出18到31倍。大约五分之一的厌食症患者，最终死于自杀。这病态的身体控制，可能让他们对痛苦的耐受性异常增强，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减弱。
- 边缘型人格障碍（BPD）： 这玩意儿，自杀风险高得吓人，高达七成的患者有过自杀企图，其中约一成最终死于自杀。其标准化死亡比（SMR）能飙到45.1，比其他任何精神疾病都高。这可不是什么“作”，这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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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组：
- 精神分裂症： 自杀风险同样不容小觑，SMR为13.03，调整后风险比（aHR）为5.91。风险最高的时间点，往往集中在发病初期、首次精神病发作后，以及症状有所缓解但患者开始对自身疾病有“自知之明”的时候。这种清醒的痛苦，往往更致命。
- 双相情感障碍： 患者面临极高的自杀风险，高达15-20%的患者最终死于自杀。SMR为10.26，aHR为6.05。其独特的“混合发作”或“快速循环”状态，将躁狂的冲动性与抑郁的绝望感危险地结合在一起，极大地增加了自杀行为的发生和致死性。这可不是什么“天才病”，这是要命的病。
- 物质使用障碍（SUDs）与酒精使用障碍（AUD）： 总体而言，SUD患者的自杀死亡风险比普通人群高出10到14倍。酒精使用障碍的SMR为6.78，急性酒精使用（AUA）的优势比（OR）可高达6.97。这些物质本身就会损害判断力和冲动控制能力，加剧绝望感和激越情绪。别再把“借酒消愁”当成解脱了，那是在玩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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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风险组：
- 重性抑郁障碍（MDD）： 被认为是自杀最普遍的风险因素，自杀率高达534.3/10万人年，aHR为2.98。虽然其SMR不如BPD或厌食症那么极端，但它却是所有自杀死亡者中最常见的已知诊断（约占46%）。这说明，抑郁症的普遍性，让它成为了自杀的“温床”。
-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患者自杀风险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女性PTSD患者的自杀HR为6.74，男性为3.96。创伤的阴影，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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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病与辅助风险组：
- 广泛性焦虑障碍（GAD）： 单独作为致死风险因素的作用有限，但作为共病因素，会显著放大其他疾病的自杀风险（例如，与单纯抑郁症患者相比，同时患有GAD和抑郁症的患者自杀风险高出三倍）。焦虑，往往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 失眠障碍： 被确认为一个独立的、可干预的自杀风险因素，可使重性抑郁障碍患者的自杀风险增加1.71倍。睡不好，真的会要命。
- 未特定进食障碍： 自杀风险是普通人群的四倍。
这些数据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自杀风险并非由单一诊断决定，而是一个动态且多维度的复杂系统，受到个体共病、人口学特征、临床症状（如绝望感与冲动性）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别再用简单的“想开点”来敷衍了事了。
2.2 本书论点：理解精神障碍的科学，是预防自杀的科学。
鉴于自杀与精神障碍之间如此紧密的关联，本书的核心论点便清晰地浮现：要真正有效地预防自杀，我们必须超越那些表象，深入理解精神障碍的科学本质。这意味着，我们将运用神经科学、生物化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去探究这些障碍的病理生理机制、遗传基础、神经发育异常以及环境触发因素。
通过对精神障碍的科学认知，我们将能够获得更精准的治疗、药物和预防手段，从而从根本上降低自杀的风险。这与那些无法被验证的哲学思辨或泛泛的心理学理论形成鲜明对比，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基于实证、可操作的科学框架，以期最终减少因精神疾病导致的生命损失。别再把希望寄托在那些虚无缥缈的“心药”上了，那都是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