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杨振宁一个访谈，觉得挺有趣的，就摘录一下，又找了一点参考资料。
首先一句话杨振宁说，“我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克服了自己觉得不如外国人这个心理。”这是很对的。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崇洋媚外，它是一种病，是我们这个社会很严重的一种心理残疾。比如上次加州艺术学院的庄小姐不幸被人谋杀，就有人翻她的ins然后又对她后来找了一个中年白男男朋友大肆挞伐和泼脏水。这其实反映的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自卑，群体性的自卑。
然后我重点喜欢他讲他和李政道的关系这段：
刚刚听到杨振宁说到，他和李振道合作了13年，他在西南联大并不认识李振道，到了美国才有了很好的合作。
1949年开始合作。但是到1962年由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两人分道扬镳了。
杨振宁很有个性。他说他不会主动和李振道say hello，如果见了，尽量不说话。还说1980年从化会议国内故意安排他和李振道握手的合影，他觉得很搞笑。
他又说李振道出了一本书，里面详细讲了关于“宇称不守恒”这个工作的详细经过。他没有批评这本书，只说等到他和李振道都身故后，这本书会成为研究他和李的关系的重要资料。
我觉得他这个脾气很有趣！也很合我的胃口。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人与人的交往。好兄弟，拉黑了，那就拉黑了。做男人，快意恩仇，但是尽量不要回头。
主持人说到“相逢一笑泯恩仇”，从他这个访谈里我看得出来他觉得“恩仇”说清楚了，俩人还是能够一笑而泯的。但是显然在2010年的时候，李振道出版了那本书。
我特别喜欢杨振宁回应这个传记和书的正式文章，里面这么写到：
《2010李傳》第四章多處明示或暗示李是費米（E. Fermi）的博士生，而楊不是；《2004解謎》問答（14）中也如此說。這同樣是只講部分事實，以偏概全。
我確實不是費米的博士研究生，李是。可是我是費米的得意學生，而李不是。證明一：費米在芝加哥的九年教過不少學生，其中只有我和他聯名發表過理論物理文章（Phys. Rev. 76, 1739 [1949]）。證明二：1948年春費米為了弄懂J. S. Schwinger對重整化的工作上（這是當時最紅的研究領域），每星期兩、三個上午在他的辦公室中討論此工作。參加的除費米外，有兩位教授：E. Teller與G. Wentzel，與五位研究生：G. Chew, M. Goldberger, M. Rosenbluth, J. Steinberger與我，沒有李（討論了數周，結果由Goldberger整理成49頁的文件。但Schwinger的計算很難懂，我們的討論完全失敗。）證明三：費米出差的時候，常請我代課，從沒有請李。證明四：費米於1954年11月28日因癌症逝世，享年五十三歲。他最後住醫院期間我專程自美國東岸飛往芝加哥去看他，李沒有去看他。證明五：費米逝世以後，E. Segrè為編輯費米的全集邀我寫了一篇文章，沒有邀李。等等。
哈哈，看到杨政宁一大把年纪了还在争这个当年谁是老师最屌的学生这点太有意思了。
我觉得从杨振宁这个描述来看，他肯定是更屌的了。就是说季承，季羡林的儿子，给李政道在2010年出这么一本书，但是李政道2024年才过世嘛，而且杨振宁还活着，那你这本书有争议的地方，有没有请杨政宁先置评？回应？或者他不想回应，你这个能不能不要这么出呢？搞到后来杨政宁要单独出一篇回应的文章。这就有点意思了。所以我的直觉就是，谁总是拿着这个恩怨喋喋不休，谁又总是要扭扭捏捏地给自己多一点溢美之词，谁其实就是应该更理亏的那个。做一个男人，我觉得干脆不争论这些更好！正所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不过是非功过，他们俩人的过去，等到杨振宁自己也过世以后，估计还会有科学史专家专门来著述吧。
杨政宁是这么说的
《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①（以下简称《2010李传》）是一本介乎传记与口述历史之间的著作，作者是传主李政道的多年助手。由于书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我本人，以及我与李合作的细节，而所说的或则没有包括全部事实，或则根本错误，很容易造成歪曲、偏颇的印象，我不得不作回应，以正视听。我要说的，只限于能够根据文献讲清楚的几件较大的事情。书中许多材料都源自2004年由季承领头编辑的《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问及有关资料》②（以下简称《2004解谜》），所以下面多处也要涉及此书。
他的这个回应有个pdf文档，我找到了上传在这里，大家可以参考。
我特别喜欢杨政宁这句话，“我确实不是费米的博士研究生，李是。可是我是费米的得意学生，而李不是。” 这让我想起我和我大学本科时代的mentor（导师）李文笙博士。
我想我大概也可以自称我是李文笙博士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如果我在科学上的成就没有什么，那至少我在文学上的，在自由自我的人生选择上的行径，是李文笙博士极为欣赏的。
杨政宁在他回应李振道2010李和2004解谜这篇文章最后写到：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此生未了因”。这是苏轼写给他弟弟的诗句。
我看这个回应文章看到最后，看到这里，我觉得真的是感慨万千呀。
人生在世，能得一知己是很难的。而要抛弃一个知己，则是更难的。所以杨说他和李的决裂是悲剧。
现在，我想至少他比李还要再多熬一些日子才能入土了。那么这个悲剧对他的精神上的摧残，则比起对李又要多了一些时日。
他说爱因斯坦传的作家A.Pais说到：
“我认为要了解其中真相，要对中国传统比我有更多的知识……”
中国传统是什么？这里A.Pais到底怎么说的我不得而知。
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能理解中国的传统，做事的时候，论功行赏的时候。
实际上我昨天还听了杨的另外一两个讲座，讲他的学术经历的，一个是他八十岁的时候讲的，一个是他早些时候在国科大讲的。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喜欢和别人争功劳的人，他也不吝于公开致谢那些对他的学术工作有过帮助的人，比如他说他在princeton王子屯到高等研究所的中巴车上听到了另外一个科学家讲xx的学生把他的一篇晦涩的论文完善以后，他突然就顿悟了一个自己的突破口。这是很公道的。
当然我觉得在学术上，思想的交流，与探讨，都是很正常的，应该持有开放的心态。至于最后发表成果，我觉得共同署名，co-work，co-named，就可以，至于论文中要排名分个先后，其实也无所谓吧。
于我自己，我后来有次看《社交网络》那部电影，我对哈佛大学那个教授怼两位快艇运动员的话印象很深刻，我并不记得原文台词，但是我想把它总结为“想法并不重要。把想法做出来才重要。你们难道只有这一个想法了吗？继续，去做点其他有用的事情吧。”我觉得与其与别人不听的争执于过去的事业的论功行赏，确实不如继续去开拓新的战场，去发展新的想法重要。
因为有个人在微博上说要向“世界上最优秀的顶尖的人物去学习”，所以最近我突然想起应该看看杨振宁博士的东西，毕竟视频号总是不停的向我推荐有关他的访谈。但是很多都是几分钟的截取切片，是我不喜欢的，我喜欢连贯的，有context地去学习和研究一些东西。断章取义，是做学问和做人对事的大忌。
实际上我也不喜欢看视频，不喜欢听语音，mp3，因为太耗时了。视觉阅读文字的东西，信息密度与效率还是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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